第5章 (第11/20页)

困难的是“治道”一问，这题目太大了，该从何说起呢？
  他想起“徒法无以自行”这句名言，从而掌握了“得人则治”这四个字，作为立论的主旨，这个“人”，自然该是宰相。
  自贞观以来，唐朝建立了一个传统，相权极重，皇帝的敕命，不经宰相的同意，不但无效，而且无法执行。所以宰相贤能，则天下大治，这有历史可以证明：太宗朝没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以及长孙无忌、褚遂良等等，不可能有贞观之治；本朝没有姚崇、卢怀慎、宋璟、韩休、张九龄等等，亦不可能有开元之治。
  然而自开元二十四年起，远声色、绝货利，能够极力规谏皇帝的张九龄，被李林甫与高力士排挤走了。
  郑徽想起了韦庆度痛斥李林甫为奸臣时的愤慨，也想起了他父亲前年自京师述职回常州，说起李林甫专权，在他觐见皇帝之先，威胁他报喜不报忧时的感叹。
  于是，他的全篇构思，自然而然地完成了，第一段，提出“得人则治”的观点；第二段，征引大唐开国以来贤相的治绩以支持他的观点；第三段，用反笔进一层申论，如果小人在位，蔽欺天子，下情不能上达，上意不能下宣，政风败坏，粉饰升平，以致闾里之间，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则不但无以慰黎庶望治之心，而且辜负了圣明拔擢之恩；然后，产生最后一段结论：治道无他，亲贤远佞，慎选才德兼备，器度恢宏，能持大体而又敢于犯颜直谏的人来掌国柄而已。
  才思敏捷的郑徽，不但已想好了“治道”一策的大意，甚至腹稿都有了，但下笔的时候，他却又不免踌躇。
  所踌躇的，只因为记起了“多言贾祸”这句话。对策的第三段虽用假设的语气，但明眼人一望而知，是在指斥李林甫；最后一段结论，正面立言而意在言外，也是指李林甫。大唐开国以来，天子都有纳谏的雅量，甚至连武后亦不例外，这是国运所以隆盛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天子如此，大臣自然也如此——可是，那是在魏征的时代，宋璟的时代，张九龄的时代，而现在是李林甫的时代。
  他知道，如果他的文字有可取之处，必将流传出去，流传到李林甫耳中，必将恼恨、报复。这是一场私试并无实质的利益，而多言可能贾祸，然则徒逞口舌之快，岂非太不聪明？
  但他又不甘于缄默，这样一个可以借题发挥的好机会，硬要封住嘴不说话，有如骨鲠在喉那样叫人感到不舒服。
  左思右想，委决不下，时已近午，他决定先去吃了饭再说。
  走到廊下，与韦庆度劈面相遇，两人站住脚交谈。彼此都关心着对方，韦庆度关心他白白耽误了时间，五道策问怕不能如限交卷；即使赶了出来，也怕没有从容推敲的时间，不够精彩。
  他告诉韦庆度不必担心，经义两策，已经完成；时务之题，亦有了腹稿，有一下午的工夫，便可交卷。但他为韦庆度所担心的——李六将不利于他的消息，却踌躇着不敢出口。
  “素娘跟你说些什么？”
  韦庆度问到这上面来了，他不能不作一答复。想了半天，觉得还是暂且不要说破的好。
  可是他的犹豫的态度，已引起了韦庆度的怀疑。
  “定谟，跟我老实说吧！”
  “回头再谈。”他停了一下，又说，“我只告诉你一句话，素娘对你，仁至义尽。”
  “你这好像是在骂我不仁不义？”韦庆度爽朗地笑了。
  在笑声中，郑徽一时难于启口的话，算是含含糊糊混过去了。两人匆匆果腹，重新入闱。郑徽先把“民生疾苦”和“税法”两问答好，剩下“治道”一策，重作考虑。
  不知怎么，他又想到素娘警告之事，“李六可恶！”他不知不觉在心里骂了一句，而李六为恶，是倚仗他叔叔李林甫的势力，联想到这里，郁愤勃发，急待一吐。
  但就在那情绪激动之际，他也没忘了他开笔作文时业师给他的训诲，持论要大公无私，不可夹杂个人的恩怨。怕多言贾祸而不敢批评和愤于李六对韦庆度将有所不利而攻击李林甫，在态度上都是有偏失的。
  因此，他又冷静下来，就事论事去细想。儒家的传统，以天下为己任，而批评时政只不过履行这份责任的最起码的一些工作。人，生来就有为自己的利害说话的权利，但所要说的话能够合理动听，能够让应该听的人听得到，就非得有人代言不可——而这个人当然是读书人，读书明理，有笔在手的人不替大家说话，是可耻的。
  当然，应该听大家说话的人，也知道读书人不能不说话，但是他们所喜欢听的是歌功颂德的话。自己做错了事，不但不愿别人责难，还希望别人给他鼓励，这不太可笑？
  郑徽心想：无论如何，自己不能做可耻、可笑的事！
  于是，他心无旁骛地写成了“治道”一策，洋洋洒洒，不下千余言之多，自问没有一句话不是本乎良心而发的。
  誊正交卷，天色已经薄暮。这天，他是落后了，看一看闱中，剩下的人，不足四分之一，韦庆度的座位也是空的。他收拾笔砚出闱，贾兴在门口迎接，同时告诉他，阿娃已经接了来，在退思堂等着。
  一提起阿娃，他立刻涌生了许